案件提要

     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但部分虚拟货币有财产属性。针对虚拟货币实施集资诈骗、盗窃等行为的，应当根据刑法规定认定为集资诈骗罪、盗窃罪等，案值一般以虚拟货币的购入价或销赃数额来确定。

     争议焦点

    针对虚拟货币实施集资诈骗的，应当认定为集资诈骗罪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?

      基本案情

       2020年6、7月间，熊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，伙同邹某、张某(均在逃)等委托蔡某等人研发“共治交易所”等软件用来交易自创虚拟货币“CGC币”等。熊某某伙同邹某等通过微信等渠道对外宣传上述自创虚拟货币，承诺每天增值，以推荐奖励、节点奖励等吸引投资人参与投资、发展下线;利用后台账户，采取自己交易、无限量拨币、控制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方式操控自创虚拟货币的显示市值，制造每日上涨3%左右的虚假K线，吸引投资人使用泰达币等购买。2020年10月15日，熊某某等安排后台操控人员进行巨额交易，将自创虚拟货币交易价格打压至接近于零，借此非法占有集资资产。经鉴定，熊某某等骗取投资人充值的泰达币共计1500万余个，最低价为人民币100149595.90元，最高价为人民币107505232.28元。

      另查明，蔡某等人在研发交易软件时，秘密对用户充值的12288枚泰达币(价值人民币约8.16万元)进行截留;又将因系统故障滞留的11053枚泰达币(价值人民币约7.33万元)打标后隐藏，准备伺机将截留的泰达币提取到自己的电子钱包，但因案发而未能实施。

    裁判结果

   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，被告人熊某某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。被告人蔡某等人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均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;蔡某等人的行为又构成盗窃罪，应数罪并罚。以集资诈骗罪判决被告人熊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。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蔡某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;以盗窃罪判处蔡某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。责令被告人熊某某退赔违法所得，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。

宣判后，被告人熊某某、蔡某不服，提出上诉。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，熊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结伙利用电信网络平台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。蔡某等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犯罪提供技术支持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;蔡某等人盗窃公私财物，其行为又构成盗窃罪，依法数罪并罚。蔡某等人盗窃行为有部分未遂，依法从轻处罚。维持对熊某某的定罪量刑，撤销对蔡某盗窃罪的量刑，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。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。

典型意义

本案是针对虚拟货币实施集资诈骗的案件。审判实践中对于虚拟货币犯罪的定性、案值计算、涉案财产处理均存在争议。同时，本案被告人在网络平台实施盗窃虚拟币的行为，在停止形态方面出现新情况，有一定讨论意义。网络犯罪的情况复杂，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一个罪名，无法涵括侵犯商业秘密、集资诈骗、危害国家安全、抢劫等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;其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，显然也难以对各类犯罪做到罚当其罪。对于犯罪的评判和处罚应当符合其客观实质，对于涉及网络世界犯罪的处断，更要具有前瞻性，不回避新问题、新情况。在犯罪对象全部为虚拟货币的集资诈骗案件中，将虚拟货币作为财产评价，更准确地把握了相关数据的本质，更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，更有利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。

    法官手记

罪名判定应把握案件本质

虚拟货币虽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是无形物，价值不稳定，但部分虚拟货币有其价值，有财产属性。我国现行法规认定虚拟货币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，但并未否定虚拟货币的所有权。虚拟货币的数据属性只是载体，财产属性是其本质。在之前的案例中，有将相关犯罪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，但是，以一个罪名越来越无法涵盖现实生活中花样繁多、层出不穷的犯罪行为。对虚拟货币的估值，应当首先考虑以购入价、销赃数额进行认定，在被害人众多，无法一一溯源的情况下，以交易行情计算诈骗数额，也不失为权宜之计。在涉及新事物、新情况的案件中，要准确作出裁判，既要对该事物本身有所了解，也要对相关部门、行业的规章制度、规定沿革进行全面搜索和学习;通过类案检索，有助于了解上级法院及其他法院的裁判思路，博采众长，但在进行类案分析时，既要确保案件裁判符合犯罪行为的客观实质，也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。